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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美国人开始羡慕中国制度了。有美国学者这么概括：美国是资本控制国家，国家听资本的，中国则是国家控制资本，资本听国家的。这是没错的，但问的关键是，为何中国能够做大让资本听命于国家的。两种模式的差别，根源不是简单的管理手段不同，而是制度根基不一样。新中国建立之后，先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框架，土地、能源、核心金融渠道、主干交通通信这些维持社会运转的基础资源，由国家掌握。改革开放之后，市场放开，允许各类资本进入各个行业，资本可以正常经营、获取收益，但它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掌握这些底层命脉。资本开展经营，需要依托国家规划的土地、基础设施、公共服务，一旦行为越过公共利益的边界，国家有现成的规则和工具去调整，不会出现资本挟持公共运行体系的情况。美国的发展路径不一样，它的核心资源、金融体系很早就和私人资本深度绑定，选举、游说、人员流动形成一套固定的利益通道，资本可以持续影响法律和政策制定，政府想要出台约束资本的政策，会遇到层层阻力，很难落地。中国对资本的定位，是把资本当成发展生产的工具，而不是社会运行的主导者。国家会根据发展阶段划定资本可以活动的范围，引导资本投向需要补齐短板的领域，同时划出不能触碰的边界。资本可以参与市场竞争，做技术创新、带动就业，但是不能利用垄断地位损害消费者，不能冲击金融安全，不能挤压民生保障。监管不是禁止资本发展，而是在资本扩张的过程里持续纠偏，在资本出现无序扩张苗头的时候及时干预，让资本的活动方向和社会长期发展目标保持一致。这套方式不是临时出台的政策，是长期摸索形成的治理逻辑，兼顾市场活力和公共秩序。很多外部观察者只看到约束资本这个结果，忽略了背后的历史条件。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依附外来势力的资本，这类资本优先服务少数人的利益，没有办法带动整个国家稳定发展。在之后的建设过程里，形成了国家优先保障整体和长远利益的治理传统，政策的出发点以大多数人的稳定需求为基准，资本的诉求排在公共利益之后。美国的治理逻辑形成于自由放任资本扩张的阶段，制度设计里更偏向保护资本的财产权利，对资本带来的贫富分化、产业空心化等问，缺少系统性的调整手段，只能在危机出现之后做局部修补。这件事带来的启示，不只是对比两种治理模式好坏，而是说明资本本身没有固定的属性，它的走向由它所处的制度框架决定。资本天然追求收益，放到不同的规则里，会产生完全不一样的社会效果。美国部分学者产生羡慕，本质上是看到本国体系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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