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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上，聂荣臻、彭德怀等人都对粟裕提出了批评。会议的矛头主要对着所谓“教条主义”，粟裕被当成了典型。他前后检讨了好几次。会后，他被免去总参谋长职务，改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。有人想到他半生的战功，没有对他再作更重的处理，但这个位子再没有回来。这以后，他在军事科学院做研究，少了许多。有人劝他想开些，他大概也没怎么为自己辩解。晚年他身体不好，仍惦记着战史和国防建设。再把这件事掰开看一看。三个人，三种性格：聂荣臻稳，彭德怀严，粟裕敢。各有各的道理，毛病也都出在“习惯”二字上。国防部和总参的关系没有理顺，谁也没法把自己的习惯收一收。我觉得，这件事还有一层值得想。真正需要的是一套大家认可的规矩，说清谁管什么，文件怎么走。没有这个，再有本事的人也会被一堆小事绊住。后来的各项制度越来越细，从这个角度看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再说粟裕本人。战场上，他能在几十万人的大会战里，把每个细节都想在前头；到了会议室里，需要解释、需要周旋、需要把说得圆，他的不足就露出来了。这是人的长短不同，不能因此就说他不行。 1994年那篇文章写道，1958年的批判是历史上的失误。三十六年，不算短。一位将军的名誉得到澄清，也算给后人留了个交代。至于那几件当年争论的事，今天看，大多是制度没理顺时的产物。把它们说清楚，不是为了翻旧账，而是想让人明白：能打仗的人，未必适合每一个岗位；用人，要看他的长处在哪里，也要给他一套能走得通的规矩。粟裕这四年，是一段不太顺的日子，却把一个道理摆得清清楚楚。内幕消息｜优质资源 | 优质信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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